八掌柜发布有深度有涵养的生日句子
前些日子,一天晚饭后,我在滨江路上偶遇一位四十年前的邻居大婶,便喊了她一声。因为多年不曾相见,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望着我一时没认出来。我忙说“我是三婶家孙子”,她立马惊喜起来,激动地同我聊开了:自己现在过得怎么样,几个子女各家现在的景况,大叔何时过世的…… 然后就是一句深深的感叹:“老早你家那几个老人真好,特别是你奶奶!”接着就道出了我奶奶的许多“好”来。这她讲我听的聊天持续了好一会儿。这场邂逅自然又引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对奶奶的思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婶”在休宁老城的南街尽人皆知。“南街三婶”,则在北街、东街和西街,直至海阳镇机关,都算知名。因为她是街道干部;因为她有人缘,口碑好。“三婶”之称,则是随我爷爷而来的:爷爷在家排行第三;早先伯公、爷爷在街坊邻里中算是年长者,大家便随我爸爸喊他们“二伯三爷”,奶奶也就自然是“三婶”了。 奶奶姓汪名桂卿,娘家是休宁老城南街核桃树汪家,也算大家闺秀。只因身为女孩,又父母早亡,虽出身书香门第而不曾进过学堂。然而家门的熏陶,仍使她做人的道理可以随口而出:仁义值千金;做人良心摆当中:要路路栽花,不要路路栽刺;上半夜帮自己想想,下半夜替别人想想…… 这使得奶奶没有文化而有智慧,有作为;使得她在世时与人为善,过世后使人不忘。 没有文化的奶奶有担当,有谋划,会盘算。 那年月,家里爷爷奶奶和伯公伯婆(爷爷的兄嫂),还有我及堂弟(我叔叔家三个儿子也先后都跟过奶奶)一大家,当家人就是我奶奶。家务上她负责柴米油盐和管孩子,伯婆负责做饭烧菜。奶奶善于当家理财,量入为出;然而她更重要的担当,还在于出面与外界打交道办事情。 1958年,南北街第一次拓宽改造时,将我家那四厢房老屋的两间下房及两房之间的通道“削”掉了一半,此后我家就是板门板壁立在大街马路边了。板门板壁是用拆除的木地板粗粗钉成的,缝隙不合;日光漏得进,风雨挡不住;夏天热,冬天冷。到了“文革”第二年,“武斗”的场景氛围更使我家感受到了板门板壁的不安全。于是在1968年春天,奶奶找到邻近的县建筑工程队,请他们为我家修筑了一座外墙,同时也开了一个像样的大门。 外墙筑成后,奶奶又盘算起下一件事来了。1970年年底,她捉了一只猪崽来养。到年底杀下来,180多斤。卖掉了一大半——奶奶就用这卖得的钱,给家里安装了电灯。那个年代,除了机关单位的宿舍外,街道居民家里安装电灯的,还不多。 那时候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一个中年人;找人施工,买这买那,一切事情都全靠街坊邻居热心帮忙一手张罗。奶奶笑脸待人,有礼在先,说话好听;有事求人,人家哪能不帮她呢! ——之所以如此,更因为没有文化的奶奶有热心,肯帮人。 那时我家的邻居多为农家,孩子多,生活困苦,吃的穿的能马马虎虎到口上身,就算不错了。我家虽谈不上富有,但毕竟是“居民户”,日子相对好过多了。我小时候印象很深的,就是周边四邻经常到我家里来借东西:家里有一杆能称一百来斤的大秤,人家三天两头来借:家里有一些菜盘子,人家办喜事丧事也会来借。其中我印象极深的,是隔壁人家结婚,把我家堂前的自鸣钟借去装门面,放了三天。还有人家,逢年过节或要办什么事,一时紧手,也会找我奶奶借几块钱来应一下急。我小时候,奶奶每年都给我做一身新衣裳,那些旧的或半新不旧的,都随邻居拿去。 没有文化的奶奶,很有新思想。 新社会妇女翻身得解放,让她感念不已,因而她参加历次政治运动都表现积极。我父亲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遥远的北疆内蒙去工作;我叔叔1956年在休宁中学高中毕业,被保送到离家千万里的西安**电信工程学院去深造,她都抹着眼泪送上征程。这样一来,奶奶也就被视作“积极分子”,成了街道居委会干部了。说来有件趣事,我至今记得。大约是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年底,我跟奶奶照过这样一张相:奶奶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左臂套着“造反派”红袖章,微微侧身坐着;我则穿戴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衣军帽”,当然胸前也是毛主席像章,站在奶奶跟前,左手还搭在奶奶的左膝上。奶奶神情严肃,我则笑得开怀。……时过境迁再加观赏,自然感怀大笑难抑! 没有文化的奶奶,做人自有她的原则、胆量和气魄。 她身为街道干部,但从不恶声恶气对待那些“戴帽子”的“四类分子”。她对这些人,开会时“打倒”、“批判”是一回事,私下里面对面又是另一回事;从来不怕别人说她“老好人”,“立场不稳”。记得有一回,街道上刚刚开会批斗一位“四类分子”,会后责令其扫大街。当她扫到我家门前时,奶奶悄悄地叫她一声,招招手让她进来,关切地问起她卧病在床的母亲病情如何,并说了不少宽慰的话,鼓励她“好好表现,早点摘帽”;末了还拉起她的手,塞一包红糖到她手心里。 还有一件事,令我多年以来感触深切。奶奶有一位堂兄,我喊他“老舅公”。老人家早年是武汉一家公私合营商店的私方人员,年龄大了就回到了休宁,住在核桃树汪家老宅里,靠分红养老。1966年公私合营到期,分红没有了。老舅公夫妻无儿无女,断了生活来源,就只好靠变卖家产度日。汪家毕竟户头多,家产有限,老两口度日之艰难不难想象。老舅婆原本是旧式的足不出户的女人,到了这个份上,也就只好三天两头到自家菜园里拔一篮子菜上街去卖。我在自家门口时常看见她臂弯里挽着菜篮子,上面放着一根小杆秤,微低着头,小脚碎步从马路对面走过。然而老舅公偏偏又“不省事”:“文革”爆发后,因“妄言”评点时局而成了“反革命分子”,经常被押着到处接受批斗…… 到了1972年夏天,某日夜间,老舅公突然中风,在家中的一张破凉床上躺了几天后去世。——这时候,老舅婆口袋里就只剩下一角钱了!后事只得由奶奶出面料理:找人托人,下些板门板壁,拼拼凑凑钉起一口“棺材”。当时老舅公两口住在老宅的最里一间“三间屋”,外面的“四合屋”、“三间屋”以及大厅、厢屋、偏厅,住的全是“经租”房客。到了老舅公要“出门”时,一些房客以他是“戴帽子”的人为由,嚷着不让灵柩从正门出去。这时,站在天井下的奶奶大手一挥:“哪有这个道理!正里正经的汪家人,死了还不能走正门!今天就一定要走正门抬出去!”话语在理,掷地有声,房客四散。事后也没听说有谁去哪里告状“三婶包庇反革命”。 那个送葬的场景之凄凉,我至今记忆犹深:那天下午,“棺材”用板车拉着从巷里出来,后面跟着的,除了做事的三四个人,亲属就只有我奶奶孤零零一人;花圈更是无影,背后日光残照…… 送走了老舅公,如何使老舅婆“有口饭吃”又成了奶奶的当务之急。她就又让爷爷代写申请,然后就是跑海阳镇,跑派出所,到处奔忙为老舅婆争得“五保户”身份,使其余生有得着落。三年后老舅婆去世时,丧事就不同于老舅公了,是由街道居委会办理的。 ……都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 没有文化的奶奶,却能够有如此的担当和作为,不能不使人敬仰追思。 奶奶离别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三十年了,然而至今一些老街坊见了我总还会提起她,念念不忘。 我也还记得,没有文化的奶奶,曾经引起不少有文化的人异口同声的感叹:你奶奶要是有点文化,那更是一个不得了的人! 多少年来,我想起奶奶就会想起这句话。它常使我思之量之,心绪难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