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会一些阴阳八卦，说我母亲是水命，母亲的生辰八字里有两个水，五行多水。外公非常迷信万事万物相生相克，就按八卦方位把女儿嫁到了我们村子，缺水的村子——荒地村。

　　母亲自从嫁到这个村子的第一天起就和水较上劲了，尤其是夏天，一百多户的自然村只有一口水井，十几丈深的辘轳井。刚结婚的前几年，母亲不敢去挑水，甚至连看一眼都不敢。不过，她要养大自己的孩子，必须也和其他人一样，唱着歌，摇着辘轳打水，挑着几十斤的水桶奔走如飞才是。于是乎，平时望而生畏的、高高的井台几乎和自己家的灶台没什么两样了，有时，她还敢下井去打捞掉下去的水桶，或者一点点地淘水。然而，有水的年份毕竟太少，大多数时间这口水井都只有少量的水。到了炎炎夏日，只要有半个月不下雨，这口井就开始*工，它的泉眼就像是得了血栓。挑水的队伍排得越来越长，人比水多。

　　我亲眼目睹母亲下井淘水的场面：有人过来把井绳缠在她的腰上，她在人们期盼的目光下，在我惊恐表情中很淡定地、很平常地走到了井口，向人们摆摆手，两个人摇着辘轳，一点点地送了下去。那时候我的大脑闪过各种意外：绳子断了，辘轳坏掉了，这两个人撒手了，母亲撞在了井沿上。直到绳子剧烈地抖了几下，摇辘轳的人撒了手，开始向上摇井绳，我才确信母亲已经到了井底。

　　第一桶水很快就上来了，大家一致同意，把这最先打上来的两桶水先送到我们家里。听说是给我家，我赶紧过去，想痛快地喝一口。近前一看，惊呆了，哪有什么清凉凉的井水！分明是下过雨后牛蹄碗里的泥浆子。

　　但这样的泥浆子，却是全家人的宝，一滴都不会浪费：淘米水洗衣服、洗脸，洗菜水喂猪。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淘米水洗衣服穿着不痒，洗脸细嫩、白，城里人都用这个洗脸，一个个细皮嫩肉的；洗菜水喂猪，猪长得壮。”这一定是村里人的共识。但是我质疑，为什么我那用淘米水洗过的衣服穿起来那么痒？为什么我们家的猪没有一个能长到一百斤？

　　下井淘水的那天晚上，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回去的，只知道她一早晨又去挑水了，额头上沾着一块火柴皮（相当于现在的创可贴）。这次是七里地以外的地方。村里的水井在人们共同努力下，真正地血栓了，栓得死死的，一滴水也流不出来了。

　　七里地以外也只是一个小山泉，半个小时也等不来一桶水。大家都互相谦让着，只接到小半桶就走了，留下一些时间和水给下一位。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用淘米水洗了多年的脸，不但没像城里人那样细皮嫩肉，反而越来越粗糙，还有一点点高原红，手背就像是龟裂的泥巴干子，裂纹纵横。我不得不承认，没有足够水的滋润，母亲未老先衰，整个村子人都一样。

　　即便如此，父母在家里的院子还种了瓜，每年如此，不求能换来多少粮食，能给这些孩子买上换季的衣服就可以了。瓜的习性很适合这里，耐干旱，但是怕连天雨，尤其是瓜熟的时候，一场雨，瓜就变了味道，有可能烂掉。有一年七月天，连着下了几天雨，瓜眼看着就要废了。不要说父母，就连我这个十多岁的孩子也着急起来。“他爸，去卖瓜吧，不能眼看着烂了。”母亲撑不住了。

　　“市场上没人，大雨天的卖给谁去？等等看。”父亲应付着。

　　“他爸，我看了一下，又烂了一些，去卖吧。”第二天，母亲又催促。

　　第三天，雨没有停，天似乎漏了。父亲自有应对母亲的办法，不管母亲咋说，他只是按兵不动，把快要成熟的瓜摘下来送给邻居们。

　　这天，母亲大清早出去看了一下，雨竟然停了。

　　她到瓜园里转了一下，很着急，又催促着。父亲出去看了一下天气，告诉我们：“这天不看晴，下午恐怕有大暴雨。”

　　母亲没接话，收拾吃饭。令人惊奇的是，端上来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东西，一盘煎鱼。大家都愣了，这可是奢侈品。我猜想一定是别人送的，是那些瓜的回报。而父亲心里明白，这是在催他出征。

　　父亲这次没反驳，可能觉得反驳也没用，他爽快地说：“吃完饭出发。四儿（在叫我），你说的白小褂（衬衫），这一趟卖瓜钱买白布就够了，今儿个可能就买回来，让你嫂子用洋车子（缝纫机）轧上。”

　　可是，当天等来的不是白衬衫，而是一下午的狂风暴雨和父亲满是泥沙和瘀血的、冰冷的尸体，还有大人披在我头上的白布——孝布，也算是白衬衫吗？

　　水，还是水，要了母亲最亲的人的命。痛心，后悔，自责，本来就有精神遗传基因的母亲被击垮了。

　　自那以后，再也看不见母亲种瓜了，也不吃瓜，不吃鱼，更有甚者，她从不在阳光下洗衣服，在室内洗，大多数时候在晚上洗。她似乎怕了水，更不再提起父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抽烟了，哆哆嗦嗦地卷起一支旱烟，划着火柴，任由火柴亮着，她又似乎想起了什么，放下煙去忙活一阵。有时点着了烟，也只是象征性地抽几口。我想，这是一种病态的忏悔，借以掩饰她内心深处的痛苦。

　　后来我懂了，这是一种意志力在支撑着她，像母亲这种情况，早应该送去医院心理科。但是她明白自己肩上的使命，她要到生产队去挣工分，给孩子赚来一份补贴;她要侍弄好自家的自留地，给孩子们弄来只能是半饥半饱的口粮;她要开夜车，给孩子们做好过冬的棉衣和被褥，还有穿不到一个月就得蹬碎的鞋子;还有儿婚女嫁;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情来往。她不再与人交流，她交流的语言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没有人能听懂她的语言。

　　她彻底变成了一架机器，咬紧牙关，拉扯孩子，在这个干巴巴的村子继续和老天爷斗着。

　　上级部门也一直在想办法，曾经把钻井队找来，钻了一百多米，钻到了水，但是水量不足以供给村里人，接不成自来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后腰斩了。我记得那时候母亲开始也异常的兴奋，最后沉默了。

　　改革开放以后，包产到户，人们的腰包鼓了起来，开始审视着荒地村，不信就打不出水井。很多家都试过了，没戏。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真的就有一家打出了水，安上了洋井（压水井）。荒地村轰动了，都当作稀罕物去看，当然也包括我，还有母亲。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邻居们可以求她（也经常求她），但她很少向邻居张嘴，让她到人家去挑水，太难为她了。其实别人家也这样，最后这个活都落在了孩子们的身上，我们家当然落在我和弟弟身上。

　　干旱的时候，村里的大水井都干了，这样的井也难独善其身，主人明白这个道理，每天把井钩子摘了，人们去了，看到这种情况自然就知趣儿地离开了。小孩子去了，不会看脸色，喊着主人，主人有时候装作听不见，有时候干脆出来玩笑似的骂几句小屁孩儿，说出理由：哪里还有水？有水还不让你们吃！又不是什么宝贝东西！你们以为是香油啊？笑着打发走了来人。奇怪的是，我们兄弟每次去，主人在窗户里看到，不用我们喊，手里拿着大水舀子，里面装满了水，哗的一声倒进去，引上水来，走了进去，每次还不忘说一句，别偷懒，引上水了就多挑一趟。挑完了别忘了把钩子摘下来。

　　近几年，扶贫搬迁，荒地村搬到了平地，一桥飞架南北，住上了别墅一样的新房，白花花、亮晶晶、透心凉的自来水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然而，我的母亲、一生被水折磨得有些疯傻的、水命运程的善良女性已经去了，彻底去了，离开这个干巴巴的世界。不论她现在在哪儿，我想她一定会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