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一本由(日) 东晋次著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2.00元，页数：2021-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莽》读后感(一)：后记

　　王莽没有帝号。秦始皇因秦二世即位，得到了始皇帝谥号，而汉朝也有高祖、武帝、宣帝等称谓，但王莽却没有获得相应的称号。因此，虽然想称他为“新某帝”，但最终也只能写作“王莽”。王莽也没有帝陵。不仅没有帝陵，西安附近甚至没有王莽的坟墓。2008年8月，我曾前往西安周边地区调查历史遗迹。在穿梭于西汉诸帝帝陵之间的巴士里，我怀着王莽墓会不会存在于中国某地的期待，向担任向导的咸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马先登主任问道：“没有王莽墓吗？”但马主任不假思索地回答：“ 没有！”也许我的问题不够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西安周边地区没有王莽墓。当时，一种对王莽的同情油然而生。

　　很久之前，我就对王莽很感兴趣。大约在十年前，打算认真写一篇有关王莽的论文，于是一有空就阅读《王莽传》，制作年表，摘录《汉书》、《后汉书》及其他史料中的相关内容。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一是因为当时手头的东汉史研究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二是早年负责“社会科教育法（社会学科教育方法论）”课程时，在“人物学习论（一种通过历史人物学习历史的方法论）”方面产生过一些疑问和想法，急于进行验证。

　　我的疑问是，为何怀有理想、积极推进合作运动的人，会在政治环境变得适于实现理想时，立刻抛弃合作运动的精神？为何他们之中某些人在掌权后，昔日的战友被赶尽杀绝，政治或社会现状距理想相去甚远？另外，当时“人物学习论”面临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即“人物还是民众？”伟人或英雄这些历史人物最初都是无名民众中的一员，他们挑战时代赋予的课题，通过洞察时代状况，成为可以替沉默的民众表达“民意”的领导人，并逐渐被民众赋予英雄或伟人的评价（当然也有摒弃“民意”的独裁者），这就是一个历史人物形成的过程。因此，我曾提出一个建议：在制定历史教育方案或大纲时，如果放弃二选一的选择题，在把握当时人民生活中产生的“民意”的基础上，围绕历史人物制定教学计划，或许将可以扩展学生的视野，使之关注民众的世界。选择一名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对上述疑问和建议进行具体的思考，也是决定撰写王莽论的原因之一。

　　然而，由于工作繁忙，迟迟未能动笔。前年秋天，我偶遇明治大学的气贺泽保规教授。当时气贺泽教授对我说：“有没有兴趣写一本古代史人物传记？比如光武帝传。”我马上回答：“对光武帝没什么兴趣，如果是王莽的话，愿意一试。”于是气贺泽教授就把我推荐给了白帝社的伊佐顺子女史。大概在去年三月份左右，收到伊佐女史的联络，撰写王莽传记一事提上日程。自那以后，给伊佐女史添了很多麻烦。在此向帮助笔者实现多年心愿的二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日本一直以来都没有一本真正的王莽传，这也说明这份工作相当艰巨。在着手之后，我更体会到其困难之处。这是因为，撰写王莽传必须精通汉史。我自不量力地接受了这份工作，在撰写当中时常有一种螳臂当车的无力感。虽然在有限的时间中已尽全力，但仍不确定书中的王莽是否有血有肉。不知道他是不是正在天上得意地微笑着：“啊哈，写得倒是挺努力的，不过好像哪里不太对。”在史实解读、论证的合理性等方面，望读者诸贤批评指正。

　　本书引用、参照了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除了一览中的文献之外，还有很多研究使我获益颇丰。东北大学的山田胜芳教授、名古屋大学的江村治树教授曾就有关资料不吝赐教。在此向二位教授和诸位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还想提及一件私事。就在即将完稿之际，家母東やす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在执笔过程中，我一直想象着亲手把这本书送给家母的情景。如今，书成而家母却已不在，令人怅惋不已。最后，谨以此书，纪念生我、养我、教我、育我、安慰我、守护我的母亲。

　　2003年5月31日

　　于伊势湾研究室

　　《王莽》读后感(二)：《王莽》读后感

　　王莽末年时，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其中吕母之乱，可作为农民起义的序章。曾有使者奉王莽之命，前去劝降、赦免吕母等反乱者，但使者得到的，只有一段话：

　　“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

　　（文中的翻译为，盗贼团体被解散后，马上又会集结在一起。我问他们理由，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法禁烦苛以致束手束脚，劳作所得不足以纳税，躲在家里会因近邻私铸铜钱而连坐，枉法营私的管理让百姓生活疾苦。百姓穷困潦倒，只能落草为寇。）

　　这实际上已经是王莽治国最大的失败，但他也并未悔悟，而是迁怒于使者，将其罢免。可见王莽之政已无可救药。

　　我无意对整本著作的内容进行深入评析，仅书写几点读后的感悟。

　　一、

　　东晋次研究的重点，是后汉时代的历史。这是日本汉学界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他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后汉的社会结构、政治构造、教育体系等方面的探讨，并对后汉的一些特定的政治概念（比如“贵戚”中的“贵”为何意；古籍中的“诸生”是否就是“儒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这样的治学背景下，东晋次花费了相当笔墨，展现当时的内政外朝、豪族、社会动荡等各个方面的历史面相，力图在“把握西汉末期中国社会真实情况的同时，着重勾勒出渴望实现圣世的王莽——一个如同儒家理念化身般的人物的一生”。

　　二、

　　因深深嵌入到日本汉学研究的大背景之中，东晋次的研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与日本学界的对话。甚至于，作者最初设想的读者，是日本的读者。这可以在文中的一些小比喻里找到痕迹。举一些例子，王莽曾为了能与元后在元始、居摄年间的共同执政更具有合法性，利用了哀帝时期的西王母信仰。换句话说，他利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东王公、西王母二神，对自身与元后进行神话塑造。东晋次将这场有关西王母信仰的造神活动，与日本幕府时代末期的民众骚乱“ええじゃないか”（1867年发生于日本近畿等地的民众乱舞骚动，人们高喊“ええじゃないか”等歌谣载歌载舞，走街串巷，是一种呼吁社会改革的民众运动）加以对比。再比如，作者在论及所涉历史人物的官职时，通常会与日本现代政府的官职加以对照。建平二年（前5年）四月，几乎在傅太后成为帝太太后、丁姬成为帝太后的同时，王莽被排挤出权力核心，以新都侯的身份前往南阳郡新野县就国。在就国期间，王莽与哪些人有过往来，唯一可考的是孔休。而孔休是南阳郡太守门下掾中选拔出来，以辅佐新野县的王莽。其中作者解释了门下曹与门下掾的概念。门下曹指的是负责与太守议事的重要机构（相当于今天日本的“课”），门下掾是门下曹长官（相当于“课长”）。这个生动的对比，作为中国读者的我们，也很容易地进入作者所描绘的世界。

　　从中，我感受到一丝俏皮。观察日本学者如何给日本的读者讲述中国的历史，这也会让中国人产生很大的兴趣呢。

　　不过，遗憾的是，书中并未涉及中国学界的王莽研究。虽然在引言中，作者有提到胡适是中国学界最早研究王莽的学者，但似乎仍然不够。如黄仁宇讲王莽——“毕竟是书生”，谭其骧的《新莽职方考》、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王莽的受禅》，以及更近一些的，葛兆光的《我看王莽》，在王莽的政治政策、宣扬教化、谶纬禅让等问题上，仍有许多可以对话的角度。

　　三、

　　东晋次先生在后记里提到，虽在有限时间中竭尽全力，但仍不确定笔下的王莽是否有血有肉。他仿佛听到王莽在耳畔细语——“啊哈，写得倒是挺努力的，不过好像哪里不太对。”

　　但以读者的视角来看，作者在描绘王莽家世、经历的过程，不仅仅将目光定格在王莽一人，而是通过其家族繁衍与权力博弈、身边亲信与谋臣的考量等多个面相来彰显不同时空情境下王莽的思想与行为，算得上“有血有肉”。比如，花费两章的篇幅写王莽的成长经历，观察其性格中的谦卑与礼让。再如，通过与谋臣、亲信的龃龉，来观察王莽发号施令的深层因素。

　　另外研究王莽，也能体悟出中国王朝之间某种隐秘的联系性。王莽官制中首次出现的官职“祭酒”（大学校长），在之后直至清末都设有与此相似的官职——国子祭酒。“祭酒”在新莽以前只是一个称号，而非官名。新莽之前，主要负责顾问应对或执掌学官的侍中、博士等官职中的首席称为“仆射”。新莽时期，“仆射”改称为“祭酒”。书中也曾提到祭酒之名的采用，侧面体现了穷兵黩武之国向儒家礼制之国的转换。

　　整本书读下来比较轻松，这也许是文中的引文均未引用史料原文，而是以转译的方式用白话书写出来的缘故。但这也许是想让更多的读者，能够拿起并翻阅这本书，体会作者笔下那个没有帝号、没有陵墓，或者说没有留下太多东西的王莽形象。

　　《王莽》读后感(三)：前言

　　日本家喻户晓的《平家物语》开篇诗《祗园精舍》有云：“祇园精舍的钟声，有诸行无常的声响，沙罗双树的花色，显盛者必衰的道理。骄奢者不久长，只如春夜的一梦，强梁者终败亡，恰似风前的尘土。远征外国的事， 有如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梁之朱异，唐之安禄山，这些人都因为不遵旧主先皇的政治，穷极奢华，不听谏言，不悟天下将乱的征兆，不恤民间的愁苦，所以不久就灭亡了。”［1］

　　在这首诗中， 本书的主人公王莽被贴上了“骄奢”的标签。毫不夸张地说，在日本，自《平家物语》问世起，王莽就一直背负着篡权者的骂名。当然，王莽一度断绝西汉刘氏一族帝位的一脉相传，建立新莽， 这在历史上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从结果来看，也正如《平家物语》所描述的那样，他“不听谏言，不悟天下将乱的征兆，不恤民间的愁苦”。然而，在中国历史上，篡夺前朝政权，自立为王者大有人在。为何唯独王莽一人要遭受如此责难？想必其中自有原因。

　　在王莽政权覆灭后，汉室刘氏一族的刘秀一统天下，是为东汉光武帝，被誉为中兴汉室的一代英主。而为了主张东汉政权的正统性，就必须对王莽政权进行负面评价。在东汉时期，对王莽或其政权稍加偏袒的言论都被视为禁忌。在东汉前期的王充所著《论衡》中，其对王莽的批判随处可见。甚至曾为王莽效力的桓谭也在其著作《新论》中对王莽的政治家资质进行了非常苛刻的评价。桓谭为光武帝所厌恶，遭受冷遇。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批判谶纬之说，另一方面想必也是因为他与王莽的关系。此后，东汉学者也习以为常地对王莽进行丑化。即使到了后世，也几乎看不到对王莽的正面评价，就连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也毫不意外地将王莽视为篡权者。显而易见，《平家物语》中对王莽的评价也继承了上述立场。

　　将王莽痛批为篡权者的关键依据应该是毒杀平帝一事。根据《汉书》记载，翟义在讨伐王莽的檄文中提到了这一“事实”。另外，根据《后汉书》记载，隗嚣在起兵伐莽檄文中历数王莽罪状，其中也包括这件事。宋代的《资治通鉴》继承上述观点，从正统论的角度出发，明确地记载了鸩杀平帝这一“事实”，这给近代以前的王莽批判提供了不可动摇的合法性。清代考证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王莽之败》中，引用《论语》“今之愚也诈”一语，指出王莽正符合这一点。另外，在《王莽自杀子孙》一节中，他认为王莽之所以迫使自己的子孙和兄长的儿子自杀，是因为“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赵翼并未明言王莽毒杀平帝一事。

　　近代以降， 学界针对王莽的评价发生了转变。其中，胡适的《王莽》一文应该是近代中国人所著王莽论的开山之作。正如这篇文章的副标题“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所示，胡适认为王莽制定的诸多政策具有近似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他甚至认为，从有关六筦［2］的诏书中，可以看出王莽深谙国家社会主义之精髓。德国学者奥托·弗兰克的观点与胡适相似。不过他没有像胡适那样给予王莽高度评价，而是将王莽的诸多政策视为国家社会主义实验。

　　然而，胡适或弗兰克认为王莽的改革具有近代国家社会主义改革性质，其实是将自身对于现代问题的关注过于直接地投射于历史事件而得出的结论，从这种意义上讲，不得不说这种理解仅浮于表面。走进历史世界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有必要的，但在方法上必须首先对历史世界中的“情况”进行一次过滤。王莽在其所处的政治环境中，如何理解当时的社会课题？在宦海浮沉中寻求自保的同时，又如何尝试解决这些社会课题？要理解王莽，不正需要以此为立足点吗？

　　早在1920年，日本的吉田虎雄便在《王莽的社会政策》一文中肯定了王莽卓越政治家的身份，而河地重造于1970年发表的《王莽政权的出现》则是一篇剖析内在本质的“王莽论”。河地重造认为，“他（王莽）并非只是一个梦想家，也并非偏执的权力欲望集合体，他以自己的方式审视社会，并立志对社会进行改革”。这种解读王莽的视角是值得重视的。河地先生还指出，从历史学角度弄清王莽政权，“不仅能够明确以武帝在位时期为顶点的西汉政治体制向东汉体制过渡的过程，还可以尝试对古代中国的特质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他立足于这种立场，试图将诸多与王莽政权相关的历史事件还原到历史发展的脉络当中，并进行评价。河地先生对王莽其人及其政权进行了客观的解读，其研究开创先河，已经成为近年来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普遍共识。

　　这一研究方向性值得赞同，不过讨论却仅仅局限在王莽政策的层面上。然而，日本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王莽传记，因此解读王莽施政心理所必需的，自青年时期起的人格形成过程、各种政治经历、思维特征等都不甚明了。在对那些视王莽为与时代格格不入、大逆不道的篡权者的立场进行反思时，这一现状给构建批判理论带来了困难。

　　因此，本书将参考近年来王莽及其政权的相关研究，围绕王莽的时代理解及由此产生的问题意识、政治决断和形成与开展的行动，对其一生进行考察。相信这本书会帮助读者判断这样一个问题：“王莽究竟是不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伪善篡权者？”

　　译者注：

　　［1］译文引用自《平家物语》，周作人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年。

　　［2］王莽将盐、铁、酒、钱币铸造权、山林水泽管理权收归国家管理，统称“六筦”，也作“六管”。

　　《王莽》读后感(四)：是圣人还是伪君子？西汉的他为何会被视作是一位穿越者？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近几年来穿越小说、穿越剧大行其道的缘故，有些人开始不满足在小说中虚构人物穿越时空，开始将这穿越的想象，联系到了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上。

　　目前被认为穿越可能性最大的三个历史人物中，除了意大利的达芬奇与美国的特斯拉之外，还有一位中国的古代人物榜上有名。这就是西汉时期的王莽。

　　提起王莽这个人，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伪君子、篡位者这样的负面评价词。

　　他出身西汉的外戚家族之中，姑妈是一生经历五代帝王的孝元皇后王政君。王家曾先后有九人封侯， 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不过少年时的王莽却因自己的父兄早逝而在同族中显得低人一等，这日子过的甚至可以用“孤贫”一词来形容。

　　或许是这种逆境激发了王莽的上进之心与生存之道的探寻，他勤奋好学、孝顺母亲、照顾叔父……成为王家这个显赫外戚大族中的一个另类，被旁人视作是道德楷模。

　　王莽的一番心血努力没有白费，叔父王凤临终之前上奏一本，保举王莽入仕，却怎么也没想到就在此时为西汉王朝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

　　接下来的历史故事便是王莽在仕途上的一路奋进，直至后来的摄政、篡权、施新政与被覆灭。自东汉以来几乎所有的古代学者都不曾给予王莽什么正面的评价，认为他的失败结局是必然的，自古心怀叵测的伪君子就不应该有什么好下场。

　　但是到了近代，学术界对于王莽的评价逐渐地发生了转变，胡适在其所作的《王莽》一文中采用了“社会主义者”这个词来称呼他，认为王莽在当时所实行的那些看起来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的诸多政策，其实是具有近似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德国的学者奥托.弗兰克甚至将王莽的诸多政策视为是一场国家社会主义实验。

　　这真是一语惊四座，如此说来这王莽并非大逆不道者，或许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圣人”，可一千九百千年前的古人又是如何会实施近代才出现的先进社会主义？莫非这王莽真的是一位穿越者。

　　这不免会让人心生好奇，这王莽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历史人物，又是怎样的人生经历造就了历史上的王莽。

　　不仅仅是身为中华历史传人的我们想知道，远隔万里重洋之外的日本人也很好奇。

　　《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便是一部由日本学者为中国西汉的王莽所做的传记。作者东晋次是日本三重大学名誉教授，其主要的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此书堪称是日本首部权威王莽传记。

　　以往我们所读到的有关于王莽的历史内容，大多只是几个篇章或是段落，而东晋次却用厚厚的一本书册来讲述王莽的全部生平历史。他的出身、他的成长、他的失意与辉煌，当然还有他那些颇受历史争议的诸政。

　　或许是因为作者是异国人士的缘故吧，在此书中作者跳出了认为王莽是一个篡位者的认知圈子，而是以“圣”这个字作为关键导向，细致的探究王莽的一生。

　　在作者看来王莽是一个渴望实现圣世的人，暂且不论王莽的政权所饱受的那些历史评判，从他的一生所做来看，可被视为是儒家理念化身般的一个人物。

　　不得不说王莽是具有普通人并不拥有的卓越政治才能的，并且他也一直在为实现他心目中的礼制国家而在不懈努力着。可是越是执着于理想，就越容易走上独断转行的道路，而与正确的路线越发的背道而驰。

　　理想与现实终究还是有着差别的，更何况王莽的理想又非一般的宏大。这或许正是王莽在历史上留下悲剧下场的原因吧。

　　《王莽》读后感(五)：“篡位者”与“信徒”——王莽历史身份的体认与重构

　　日本学者东晋次《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王莽：儒家の理想に憑かれた男》）最早在2003年由日本白帝社出版，作为日本首部权威的王莽传记，在推荐语中，白帝社指出这本著作的几个特点：一是全书的关键字“圣”，二是对王莽生平的细致追溯，三是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书封

　　从书中的内容来看，前两点无疑是相当准确的，全书除最后一章“终章”外，其余十五章细致梳理了王莽从出生到称帝，再到最后落得“商人杜吴弑莽，取其绶”（《汉书·王莽传下》）悲惨下场的人生经历，作为日本学者，其考据之苦功，可见一斑；在最后一章“对儒家圣世的追求”一节，东晋次指出，“以古代圣人制定的圣制净化现世，应该就是王莽依据儒家学说‘制礼作乐’的本意”，因此，王莽效仿周公的心愿，事实上也是孔子“周监（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理想的体现。

　　不过，“圣”这一关键字于王莽而言并不只是“古代圣人制定的圣制”那么简单，在家中“受礼经”以及“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汉书·王莽传上》）的王莽，显然难以免儒家“克己复礼”的俗，自然也深受儒家对“圣”孜孜以求的影响。在孔子的观念中，“圣”是相当崇高的一环，“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的表述在他的语境中并非谦词，孔子每提到“圣”或“圣人”，常与“仁”或“君子”对比，结果是“圣”高于“仁”，更高于“君子”，如在《论语·雍也》中，子贡问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否能称得上“仁”，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将“圣”的境界拔高至“仁”之上，认为这是先贤尧舜都难以企及的最高人格目标。尽管后世儒生出于现实或信仰的需要，“圣化”孔子，视其为天下至圣，对“圣”的理解稍有不同，但“圣”无疑仍是儒家思想中最高的人格目标。

　　既然“圣”是儒家思想的最高目标，而王莽“制礼作乐”所效仿的对象则是孔子感叹“久矣吾不复梦见”（《论语·述而》）的周公，足以见儒家思想对王莽的深刻影响，东晋次将王莽称为儒家理想的信徒，从构建儒家理想政府的角度入手来理解王莽的改革动机，元始三年和元始五年王莽牵头的两次关于礼制的改革，元始四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臺[1]，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尤甚”（《汉书·王莽传上》）用来振兴儒学的举措，以及王莽称帝后，“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汉书·王莽传中》）实施“井田圣制”这种儒家思想中理想的土地制度的改制，都是王莽一心建设儒家礼制国家的表现。现代经史大师蒙文通在论述今文经学“革命”之旨的各种典章制度指出，在今文经学的语境中，井田制是“通国皆助，通国出兵出车，通国立学，而君子野人之割泯”的新制度，辟雍制是打破贵庶之分，普及于全民的教育，明堂是包含政治权利平等开放意义的议政之所，所谓“明堂大学之制行，则贵族替而政归平民无惑也。”[2]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王莽种种举措，确是在构建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国家。

　　这种理解，是东晋次《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一书的出发点，也是王莽“儒家理想信徒”身份判断的落脚点，这种书写与自东汉以降历代正史论述中“篡位者”形象的王莽有很大出入，甚至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物形象，在《汉书》中，班固以远超书中其他任何历史人物的篇幅详细记录了王莽跌宕的一生，文末“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的历史论断，成为东汉至清代所有正史论述中的唯一判断，直至20世纪，近现代学者将出于对现代问题关注的需要，将现代判断投射于历史人物和事件，从而得出了诸多不尽相同的结论，典型的如胡适将王莽视作一个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顾颉刚论王莽为“以大魄力开创新制度，平阶级，厚民生，裕国计，此实中国政治史上最可纪念之人杰”[3]，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种种对“篡位者”形象的平*，更为这位生涯跌宕的历史人物增加了许多魅力。

　　日本学者东晋次“儒家理想信徒”的这一论断，也不过是众多“王莽论”的一环，他在中文版后记中指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并非易事”，我非常赞同，因为对历史人物的这种评价不在于得到本人的首肯，而在于为当下、为后人提供一个视角，去思考当时时代环境下历史人物是如何求存、如何应对接踵而来的问题，思考在当时及后来的书写语境中，一个历史人物是如何成为历史人物的，这既是一种人物形象与不同时代思想观念的互文，也是立体的人与具体的符号联结的同构。在“王莽”这个点上，汇集了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文化史、政治史、社会史等多条脉络，每一次对其历史身份的体认与重构，都是思想史上“古”与“今”一次新的绾合，这或许才是历史的意义所在。

　　[1] 汉光武立明堂、辟雍、灵臺，号三雍宫，是帝王举行祭祀、典礼的场所。

　　[2]转引自周展安：《古典经史与理想政治——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王莽问题”》[J]，开放时代，2020(05)，第154页。

　　[3] 顾颉刚：《英译本汉书王莽传序》，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