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活着，只做了两件事，逃离与寻找。

萧红，在这一片秋深的浓厚里，她是开得热烈的五角枫，红得炽烈，却经不过越来越真实的寒硬，从枝头跌落成泥，成为一枚记忆。

从生至死，她都在追寻，一种叫作所谓幸福、所谓平静的东西，但穷其一生，都未寻得。

在她出生的家庭里，如果不是祖父，难以想象她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自私的父亲、冷酷的母亲，甚至频施淫威的祖母，无一不是充斥着寒意。只有祖父，似呼兰河畔一缕阳光，恰如其分地扑打在她心上，才让她得以在最小的时候蹲在时光里，感受这难得的暖意。有东升就注定了要有西落，祖父爱她的时光在她并不漫长的人生中实在短暂的让人稀罕，让人唏嘘，不忍去描述。那些伸出五指却抓不住的回忆，成了每一处濒临绝望时，她唯一记得住的温暖，那儿的名字叫故乡。

但故乡，随着祖父的过世，她开始奔波在了路上，背井离乡，不再有故乡了。呼兰河里的一切都是她平静的笔触下描画出的一幅有声有色的画卷，在她的指引下，人们纷纷来到呼兰。

“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她在《苦杯》组诗里这样写道。

原来，她对萧军的爱远不只是窘迫时一种不得不的抉择，而是她真的早已无路可退。在这一片黑暗的绝望深处，萧军，这个男人终于让她可以跟故乡说一声再见了。

从祖父离世后的出走，都是为了离开冷冰冰的没有爱的家，只是这一路的逃离都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的羁留。不管是表兄陆振舜还是汪恩甲，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曾让她与她的家庭真正分离，这份暖看似伸手可触，可实际上却遥远得把她剩作了一人。

东兴旅馆是一座逃不开的牢笼，汪恩甲的一去不回，让本无亲可依的萧红彻底沦于绝望，逃不出去，留不下来，吃食都已经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更何况肚子里还有另外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她没有体味孕育生命美好的机会了，饥寒交迫、心灵无依是无比现实的问题，也是她最恐惧的事情。她总在寻找一种温暖，但所得却是隐匿无踪。越恐惧，越遭遇。

无疑，此时，萧军的出现就像一道暖阳，照亮了萧红昏暗动荡的人生。

这个男人与她和她的家乡在这一次见面之前毫无瓜葛，尽管身怀六甲、模样惨淡，但萧红依然绽放出了她最动人的一抹颜色，走出了她真正离家出走的第一步。终于，与呼兰的人与事不再有所纠缠了。

在呼兰与祖父共同生活时，她感受到的是任性的小儿女在祖父疼爱下发自肺腑的欢快。只有在这一段时光里，她才写下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是那么的自由。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谎花，就开一朵谎花，愿意结一根黄瓜，就结一根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根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这样欢快肆意的记忆。

随着祖父的离世，她开始了一去不回头的逃离。那些自由活在了记忆里，一去就没了影迹，遍寻不得。

从此，她离故乡又远了一步。

她说，我没有家，我连故乡都没有时的凄凉见文可知，却不能体会这深深的悲凉。一个人没有家，连故乡都没有了，便没有根了。

即使她知道萧军有家室依然头也不回地投向了他的怀抱，因为除他之外，她已真的无处可去，无人可依了。

她的一生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向死而生，她用两件事延续了这段并不算太长的生命旅程，一是写作，一是爱情。好在，还有写作，至于爱情，过于惨烈。

所以，一经萧军，那些本不算美好的日子，萧红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她比任何人都更怕失去了他，才会极度珍惜与他一起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是与寒冷、窘迫、饥饿为伍的，常常连住所都不能解决，两个年轻人就流浪在街头巷尾，长时间的游荡，她经历着寄人篱下的为难。

在不良的环境下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萧红的身体长年处于苍白和病态，在生完了第一个孩子之后，不再具备养育能力。而长久的饥寒交迫也令她无法做出一个母亲应该持有的态度，又或者，是基于对孩子父亲的某种怨恨，终于这个孩子她并没有留在身边。有很多揣测，有人说，是萧红自认在自我温饱都不能解决的前提下，残忍地将孩子送给了别人；还有一种说法矛头则指向萧军，说是萧军作主将孩子抱人抚育。具体是哪一种，到今天已无从考证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萧红，失去了为人母的机会。

萧红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并不怎么尽如人意，她不算漫长的一生里，喜悦就如烟花，又若流沙，她每每想用身体去挽留，这一切都会毫不留情地弃她而去，她又一次跌进无尽地深渊，从头开始，直到，此生终告别，不必再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