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勤劳简朴明理让我们姐弟挣足了面子。

少时，爷爷、奶奶、父母加上我们六姐弟组成了十口大家庭。家庭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一年四季难得穿上一件新衣服，姐穿不得的衣物妹穿，哥穿不了的弟穿，我没有哥，只能捡父亲的旧衣物。“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那个年代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缝补破旧衣裤成了家庭女主人最要紧的工作。谁家的旧衣服缝得平平展展，针脚细细密密，谁家的人衣服破破烂烂，或缝得七拉八扯，最能体现女主人的能力。母亲从不让我们全家人穿破洞衣服，每当全家人晚饭后，就戴上顶针，在松膏燃明下或昏黄的油灯下穿针引线补衣服，直到深夜。

我10岁那年，父亲狠下心花了整整四个月工资买了一台上海牌缝纫机，是大山苗寨里除专业裁缝康陆家以外的第一台家用缝纫机。从此，闲暇之时大姐房里嘚嘚嘚的缝衣声成了寂静山寨里最动听的声音，母亲终于从令人愁苦的缝补事务中解放了。我们家旧衣物的补巴针脚细密整齐规范，羡煞了全寨人。

缝纫机自然成了全家人的第一宝贝，倍感珍惜，只有大姐可以使用。我只能在大姐出工后偷偷摆弄，还得想法哄住多嘴的弟弟，否则，一定遭责斥。不过，我还是在偷偷摸摸中学会了缝纫，终于可以自由使用了，因为大姐出嫁了。我多了一份自信，除了将自己的衣服洗净烫平补齐外，还时常为寨子里乡邻缝缝补补，山寨人的日子平平淡淡，我为能给乡邻弥平补巴衣服而自豪。

上初中三年级那年，大姐将父亲的一条灰白色旧裤改小后给了我，在全是补巴衣裤的校园里，这条没有任何补巴的裤子特别显眼，为我挣脸不少，加上我个头高，成绩好，乒乓球打得全公社没对手，在校园里攒了不少“回头率”。有的人说，干部的崽就是不一样，其实，父亲只是一个林业部门的半脱产工作人员而已，算不上真正的干部。那年冬天成了我永远的痛。一场大火将家化为乌有，父亲冒着生命危险愣是从火海中救出了家里的两“大件”——缝纫机和半导体，让我心中稍有慰藉：父亲，你真的太伟大了！

上高三那年国庆节，一条可恶的眼镜蛇差一点要了我的小命。在家里静养的日子，我80岁的架笕阿婆成了我的特护，陪我度过了不能上学的长长的无聊的寒冷的日子，缝纫机桌面则成了我自习的课桌。即将面临高考预选，我却不能上学，家人比我还着急，请了个老巫婆为我做法事驱鬼。老巫婆挥舞着斧头念念有词装模作样一路拍门搥枋砍板进了我的房间，正欲举斧砸下缝纫机桌面。我不知哪来的力气从睡床上坐起，突然一声怒吼“只要你敢砸——”，倏地全身扑在缝纫机上，吓得老巫婆灰溜溜跑了出去。当然最终老巫婆还是骗走了我家一只大公鸡、一升米、十个碗、8块8角8分钱，家人的心也就安了。我和三弟相继走出山寨上了大学，也总算让父母长了一回脸。从此，我也离开了相伴十年的缝纫机。

80年代末，婚礼在简单的拼床中完成。妻子要筹钱买电视机，我却在手中刚有了点余钱时便鬼使神差地将一台华南牌缝纫机搬进家。也许老家那台缝纫机在我心里分量太重的原因吧，也许才从真正的困难中走出来的我，心理还停留在用缝纫机弥平补巴的日子。妻子一直笑我：90年代谁还穿补巴衣裤呢？不怕人笑话呀。果然，这台缝纫机一直没有用过。有一天，顽皮的成儿点燃了覆在缝纫机上的床单，板面烧煳了，妻子要当破烂处理。我想起了养伤时的课桌——缝纫机，说，留下来给儿子当书桌吧。

新世纪初终于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新家，四室两厅，俩儿子都有了自己的书房书桌，环境好了，都不愿要它了，它依然静默在屋角。朋友看了，无不调侃：哟！老罗从哪个破烂堆里捡得这么个宝贝，真稀奇也！我不以为然。曾有朋友听说我有没用过的老机子，想40元买了去当教练机，我不想卖。作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符号，缝纫机弥平了多少少年时期穿补巴衣裤的日子，让一个贫困山寨的少年平添自信，拥有自豪。

我让缝纫机静静地伴在电脑桌边，享受着与电脑同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