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一个闪念，一个惊诧，会叫人刻骨铭心，留下永久的记忆。而让我丢不开、放不下的是一位军属老人，村里人称田大娘。尽管记忆已经渐渐远去，可没有远去的却是心灵的哭泣，因为那弥足珍贵的感情存折中凝结着一个凄美而动人的故事。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不久。那年的春风透着不寒而栗的凉气，那年的杜鹃花开得特别冷艳。就在那年春天，我被抽调去两河镇大湾村搞路线教育。

大湾村距两河镇二十多里山路。进村那天，我一边走一边看，满山光秃秃的，树被砍光了，偶尔有几只山雀在灌木丛中发出叽叽的鸣叫；水田里，间或有几个弯着腰弓着背插秧的农民。那东一家西一户坐落在山脚斜坡上的泥瓦房，慢慢升腾起一缕缕乳黄色的炊烟。黄昏来临，猪儿羊儿牛儿一齐向主人发出讨食的嚎叫。几声狗吠过去，我住进了大湾村支书老李的家。

认识田大娘，是在进村后的群众大会上。那天的大会，熙熙攘攘有上千人。多年没开过那样的大会了，老人小孩来得特别多。很多人没见过城里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围着我，眼对眼地看，看得我心发酸眼发涩。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有一张虽然饱经风霜却抹不去宽厚与慈善的脸，有一双布满血丝和紧裹着皱纹却洋溢着母爱的眼睛，烙进了我记忆的穹庐。四十多年了，那张脸经常在我无意识的时候冒出来，又悄然隐去，如星光掠过夜空。

田大娘四十开外年纪，老伴早已离她而去，留下两个儿子。大儿是个哑巴，憨厚、勤快，只会干活，不会叫娘。幺儿长得乖巧，会读书写字，初中毕业刚满十八岁，田大娘就送他去考兵。那年头当兵光荣，农村孩子当兵有如中状元一般。

新兵入伍那天，田大娘很是风光了一回。前面红旗红树红花开道，跟着鞭炮锣鼓唢呐齐鸣。她被村里人用滑竿抬着，像送新媳妇一般，吹吹打打，前呼后拥抬到镇上。镇上领导又把她请上主席台，看着台下胸戴大红花的乖儿子，穿着簇新的绿军装，她高兴得直抹眼泪，那张本来有些苍老的脸，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听村里人说，从那天起，田大娘越活越有精神。

田大娘的家坐南朝北，四柱三间瓦房，被屋前屋后、屋左屋右一片松竹掩隐在里面。屋前是一湾刚插完秧苗的梯田。一只母鸡带着一群雏儿，在地坝上叽叽喳喳东啄一下、西啄一下，忙忙碌碌觅食，那样儿好像永远吃不饱似的。圈舍里的老牛和一条小花狗，见到有人到来，齐声发出欢快的叫嚷。田大娘见到我，眼里发出惊喜的光芒，口里絮絮叨叨，有些语无伦次地：小同志，请屋里坐，屋里坐。随着戛然而止的牲畜欢叫声，我跟在田大娘的身后进了屋。“坐、坐、坐，小同志” 。田大娘抹了桌子抹板凳，嘴里不停地嚷道：“我们乡下比不上你们城里，你看到处都是灰尘扑扑的。 ”其实，她家里里外外，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

在征得大娘同意后，我看着她家简陋的陈设和柜子里不多的粮食，还有炕上挂着的几串红海椒，以及那半箩筐红苕干以后，鼻子开始发酸，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年头，农民兄弟喂几只鸡鸭，栽几棵果树，也要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

当我吃下大娘给我下的一大碗面条后，我的一颗心沉重得几乎停止了跳动。那是一碗什么样的面条啊！三个煎成两面黄的鸡蛋，加上几块巴掌大的腊肉，上面盖着几丝丝面条，热腾腾地散发出葱花和生姜的鲜味。吃吧，我实在有些不忍心，村里人逢年过节才能吃上这样的面条，不是一般的金贵啊；不吃吧，更不忍心，大娘肯定会伤心的。我边吃边观察着大娘那饱含深情的眼神，那眼神表现出来的分明是：巴不得把她家里所有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让我吃个够。

田大娘心肠特别好。记得有一个晚上，群众会开到深夜一二点，学理论联系实际，斗争黑五类。马明红在大湾大队被列为一号斗争对象，白天背块“富农分子——马明红”的牌子劳动，晚上还要站在群众面前接受批斗，整整三个月，最后斗得他屙血屎血尿。那时候，乡下农民连红苕洋芋都没的吃，更不用说油荤。营养跟不上，身体差，哪经得住批斗呢。

有一天，田大娘把我拉到一边，抹着眼泪：“小同志，放马明红一把嘛，他也是人啊！ ”这是一个善良的母亲对不是她儿子的人的关心。其实，我早听说田大娘悄悄给马明红送过饭，我也早就想同情同情那个姓马的人。可“放牛娃哪能卖牛”呢？我做不了主，我也试探性地请示过工作组组长，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被狠狠地教育了一顿，要让我站稳阶级立场。这件事我无法向田大娘作解释，只能在她面前抱委屈。

后来因为需要，我被工作团从大湾抽回镇上，跟在团长身边做秘书工作。那天逢集，田大娘在镇上找到我，半晌说不出话来，一会摸摸我的头，一会牵牵我的手，一会问我吃饭没有。从那以后，我在镇上五个多月的日子里，差不多每逢赶场天，都能吃上她从大湾给我带来的红苕干、包谷粑和豆腐乳。有一次，大娘听说我生病以后，需要补身子，就专程从大湾赶来，把鸡汤装进盛有热开水的瓦罐，送到两河，让我喝上热腾腾的鸡汤。

当时，工作组成员正在团部开会。田大娘听说我抽不开身，就蹲在会议室外边等候，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才散会。当我走出会场看见她那有些佝偻的身子，在飘着雪花的寒风中瑟瑟发抖。霎时两行热泪像断线的珍珠夺眶而出。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有扑在她老人家怀里抽泣。

后来回了城，我与大娘通过信件联系时断时续，可终究未曾再见她一面。当我选择了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重返大湾专程去看望田大娘时，她老人家早已成了故人。听村里上年纪的人说：她在离去之前，她知道了她心疼的儿子已经牺牲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她为英雄的儿子感到骄傲，也感到伤心，终于离开村民到她儿子那里去了。唉！当时要是我还在田大娘的村里，要是我知道她的心思，我一定会做她的儿子。然而，让我抱恨终身感到万分愧疚的是：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姓田。